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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就要还。”

“这也太过分了。”商鸿朗嫌弃道，“强盗逻辑！道德绑架！”

对于探员的认同，董佳益不以为意，望着天花板一角，眼神淡漠、语气平淡地说：“从一开始的几百，到后来说要盖房子缺的几万，我做生意赚了不少钱，渐渐觉得这些钱不是个负担，可他们三天两头的要钱已经让我心中的感恩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人的耐性都是有限的，我给他们钱，就是在打发乞丐。我们那个村一直富不起来，大抵跟村里人习惯于向乡里要贫困拨款、向我要钱有关。可是，人言可畏，我爸妈还住在村里，村里人的言论对他们二老来说比什么都重要，那是他们的‘名声’。我想过要把他们接过来，可他们住了几天就嚷着要回去，说钢筋水泥的楼房，邻居碰面招呼都不打，太不习惯，坚决不肯留下。”

有的人仗着自己曾经给人的一点恩惠，就觉得别人应该倾其所有一辈子报恩，得寸进尺。甚至认为，因为你富有，我贫穷，你就应该帮助我，不帮就是你为富不仁，丧尽天良。当这种观念盘踞于一群人的意识形态里，就会演变为十分可怕的价值观，让那个被他们这样要求的人痛苦不堪。

要钱果然只是一个开端，董佳益说，村里人求他办事，生病了，就千里迢迢拖家带口跑到长宁来要求住在市医院，还不能是普通病房。一个人住院，其他人就住在他家，跟旅游似的，让他出钱玩遍吃遍长宁。有时一顿豪华大餐后，几个村民咬着牙签，眼神清高，“其实大城市的东西也没什么好吃，不如我们原汁原味的土菜！”董佳益只能赔笑。

一个病好了，回去一宣传，老董家的儿子怎么有本事，怎么有票子，长宁怎么繁华怎么好玩，一个月至少两拨人到他家落脚，胡吃海喝，临走前带得带点什么洋酒好烟。

他父母的“地位”在枋径村高得要命，基本没有劳动能力的父亲还当上了挂名副村长。别说村里，连乡镇、县里都有人过来攀亲戚，这种“荣耀”对老董家来说是前所未有的。

乡里的学校要翻新，董佳益，你这个大企业家能不能赞助些，你可是我们乡里学校培养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