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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去没头没尾的几句，不禁觉得这位仁兄变得有些嘴碎。

从日内瓦辞官回来之后的吴予培与从前的确不一样了。新事务所开在辣斐德路上，聘用了几个帮办与秘书，仍旧像过去一样承接华洋委任，但办的大多是定约、和解、登记、公司文牍之类的琐碎事务。

其实，那几年并非没有大公案。

比如那一年，沪上几位律师组成律师团营救进步人士，据理力争，阻止引渡。

那个时候，吴予培正办着一件名誉侵权的案子，委任人是一个漫画家，因为跟同行不对盘，在报上发表连环画，把对方画成猪猡模样，被人家告上法庭，要求赔款道歉。事情听来好笑，结果倒是不错，两方面握手言和，化干戈为玉帛。

再比如一年之后，华商集资在外滩兴建银行大楼，原本蓝图总高三十四层，地基都已经打好。隔壁沙逊爵士听说有人要超过他的金字塔，便吩咐工部局拒发营造执照。那几位华商也不是寻常人士，官司一直打到英国枢密院，最后还是由英方根据中英天津条约做出裁决——沙逊胜诉，大厦腰斩，造到十七层为止。

消息从伦敦传来，全市哗然。有记者来找吴予培，请他从法律角度发表意见。他只说这事他不清楚，无可奉告。

虽然没办过什么要紧的案子，但凭着早有的名气，那间辣斐德路上的小事务所还是接了不少法律顾问的聘书。吴律师就这样每日定时上班下班，周末去陈佐鸣那里与一群教授文人品品茶，打打麻将，偶尔经朋友介绍，做几件斯文妥当的案子，有名有利，生计无虞。

就这样两年下来，唐竞不得不承认，自己原本的担忧有些多余。或许是经过几年官场的洗礼，又或者是因为成了家有了孩子，多了些牵绊，如今的吴予培中庸为上，任由外面多少风波大案，他依然故我，明哲保身。

对于这种改变，唐竞不知该欣慰还是失望。有时候，他觉得这样很好，有时候又很想问，那座滩涂上的城，究竟造得怎么样了？

下了车，三个人等在码头上，直等到头等舱房的旅客差不多走完，方才看见周子兮出现在舷梯尽头，一步一步下来。唐竞默不作声地看着她，而她低了头，帽檐掩去面孔。只那细微的一个动作，他便知道，她也看见他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