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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在痛苦地忍受日复一日的贫瘠而雷同的人生。

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，母亲也从来没有指责过父亲什么。她细心收集报纸上的每一则招聘启事，带回家来一条一条和父亲商量，大多数是小学或初中的教师职位，有时候也有其他单位的文职。父亲起初总是拒绝，但最终还是同意先去试试，他坚持不要母亲陪同，一个人跨上那辆笨重的二八式自行车，脊背在清晨的寒风中微微佝偻。他回来时夕阳正好从客厅的窗户渗进来，把大半个屋子铺满浅红色的光晕，母亲从厨房中探出身来，他苦涩地摇头，母亲也就不再说什么，给他盛出满满一大碗面疙瘩，熟练地拌好醋和辣椒。

母亲唯一一次表达出提高生活品质的愿望，是在某天半夜，当尖叫和撕打声猝然响起，惊醒了整栋楼的壁灯，我听到她带着朦胧的睡意对父亲说：“赶紧找个新工作吧，能分到宿舍的话，咱们就搬出去。”

其实严格来讲，这不是对生活品质的期望，而是对安全感的追求——住我家对门的女人患有严重的精神障碍。她曾经在深夜狂躁地捶响我家的房门，指甲抓挠着门上的铁纱，像一头被困在笼中的野兽。

那天母亲值夜班，父亲打开了内侧的木门，隔着透明的防盗门与她对峙。她绝望而不甘地喊着什么，我一个字也没有听清；不过就着楼道内灰败的灯光，我看到她圆睁的、发红的、高高凸起的眼睛——透过她满脸冰冷而粘腻的长发。

父亲皱着眉头，试图与她交流。他一遍遍地重复：“我没有药，我们没有药。你家里有人吗？”语气近乎温柔。

这时我才听出来，那个女人说自己头痛，央求父亲给她“药”。父亲转而呼喊她的家人。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赶快掩上门，把那凄厉的叫声隔绝在外——面对浑身酸臭的收破烂的老头、头发盘曲虬结的乞丐、街边疯跑满脸涎水的傻子，父亲总是怀有某种异样的温情，与我们这些普通人避之不及的态度大相径庭，却也与那些高高在上眼含怜悯的人截然不同，我隐约感觉到，那更像一种感同身受的关怀，甚至是兔死狐悲的哀怜。现在看来，这女人显然也在他同情的范围之内。

犹豫了半晌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