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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，我到办公室里拿了笔记本和钢笔，跟了进去。”

“会议室里坐满了人，但都不是编辑。我愣在门口，施密特叫我关上门，进来坐下。唯一还空着的位置就只有椭圆桌子末端的那张椅子了，所有人都盯着我看，我坐到那里，觉得自己像个等待审讯的嫌犯。”

“总共有五个陌生人，左边两个，右边三个。离我最近的陌生人和我握了握手，说自己名叫米切尔·普利斯科特，他看起来像个小学校长，或者在教区工作了一辈子的告解神父，如果你明白我是什么意思的话，那种自然而然就显得很亲切的人。他有美国口音，解释说自己是美国大使馆的雇员，负责一些‘保安方面的工作’，想问我一些问题，我可以拒绝，也可以自愿作答。当然，如果我拒绝的话，他们就不得不请法国警察过来说服我合作了。桌子周围的其他人没有自我介绍，都板着脸，盯着自己的小笔记本。右手边的一个戴毡帽的男人看上去十分眼熟，但我一时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。”

“‘可以。’我告诉普利斯科特，‘问吧。’”

“普利斯科特指了指我的提包，问那是不是我的，我说是。他接着问我是不是每次去使馆都会带这个提包，我回答是的，问他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。他没理会，继续问我在过往六个月里有没有和苏联大使馆的任何人接触过，不一定是外交人员，司机，打字员和门卫也算。”

“‘不，没有。’我说。”

“‘普鲁登斯先生，你的生活一切正常吗？这听起来很奇怪，我明白，我想问的是你有没有欠下任何债务，有没有赌博习惯，又或者，有没有和哪位迷人的女士纠缠不清？有没有任何别人可以用来威胁你的事？’”

“我可以感觉到冷汗冒出来了，但我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处，免得那美国人看出什么端倪。我在想亚历克斯和巴里手上的照片，想波兰领事馆那个多事的警卫，他报告了那个可疑的文件袋吗？他认不认得我是哪家报纸的记者？为什么巴里的文件袋会牵扯到苏联大使馆？我忽然记起了桌子右侧那个戴毡帽的男人是谁，那是军情五处的康奈利探员，八年前深夜敲开杜松街55号的门，把亚历克斯带走的那个。他刮干净了胡子，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