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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三叉戟’，酒保说亚历克斯差不多有两个月没来过了。我问他是否可以在亚历克斯常去的桌子边坐一下，他说随便。我点了一杯黑啤酒，绕过楼梯，在对着小花园的窗户边坐下来。那是上午十一点多，学生们还没来，酒馆静悄悄的，不能相信我第一次来这里是五年前，感觉更像是昨天。”

“我把一个信封交给酒保，还给了他五英镑，请他要是看见亚历克斯，就把信交给他，里面是我在波恩、巴黎和日内瓦常住的酒店地址，还有主编的私人电话号码，亚历克斯可以通过他找到我，这是最快的方法了。保险起见，我在杜松街55号留了一封一模一样的信，也在俱乐部前台放了一封，玛莎也抄了一份地址，无论亚历克斯在哪里出现，都能拿到联系方式。”

“但他始终没有找我。彻底的静默。”

“我回到了波恩，我在那里的住处是一个光秃秃的小房间，十九平方米，只有一张床，一套桌椅和一个洗手台。不过我很少待在这个房间里，只要有可能，都留在报社里，那里总是有人和灯光，打字机和电话铃声让我感觉好受一些。”

“我决定留着杜松街的公寓，房东告诉我男爵已经不再支付房租账单了，于是我自己寄出了支票，那是1957年，里弗斯先生，一个记者的薪金并不丰厚。那一年圣诞节我又回到伦敦，发现亚历克斯已经把衣服、打字机和稿子取走了，我的东西也都打包好，存放在门房那里。门房看见我很高兴，把行李和好几个月的房租支票还给我，说卢瓦索先生十月份搬走了，通知房东不要兑现我的支票。我拖着箱子出去，站在路边发了一会呆，不知道该到哪里去。那天晚上我住在旅馆里，第二天一早乘火车去伦敦，把行李寄存在我久未见面的父亲家里，买了穿过英吉利海峡的渡轮票，又回到了波恩。有一段时间我也报复一般感到愤怒，仿佛亚历克斯欠我一个解释的机会，但最后这种愤懑也慢慢消散了，剩下一个弹坑一样的空洞。”

普鲁登斯和记者都看着炉火，沉默了一会。

“我以为这就是结尾了。但当然没有，这只是幕间休息，我和亚历克斯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。”

第二部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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