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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”

“我们都知道谁是我们两个之中最有创造力的那一个。”

“你的奉承技巧仍然没有改进，普鲁登斯先生。”

“但很有效？”

“但很有效。”

哈利对着打字机键盘微笑：“去睡吧，亚历克斯。”

如果发挥一点事后聪明的话，人们可能会说，要不是的驻外记者在格勒诺布尔的滑雪场上摔伤并落下永久疾患，而且精通德文的副主编有一个怀孕八个月的妻子，哈利余生的故事是不会偏离杜松街55号的，他不会得到新的工作机会，不会在回家路上买一瓶红酒，也不会兴高采烈地告诉亚历克斯自己要到欧洲大陆去。

“卢瓦索先生的反应是什么？”记者问。

“他也很高兴，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。他问我这是长期还是暂时的，需要离开多久，我说我还不知道，那是真的，我当时确实不知道。他回答，去吧，水手，我会在这里等着的。我记得我的出发日期，1957年1月23日，坐的不是飞机，而是渡轮，伦敦到加莱，从那里转乘慢悠悠的火车，中途停下来通过检查站，又换一班车，这才辗转到波恩。我在欧洲大陆没有固定住所，被主编的电报牵着鼻子四处跑，亚历克斯的信只能寄到报社的波恩分部，积压在那里。”

普鲁登斯抽出一个用打字机打好地址的信封，是寄给“H·普鲁登斯先生”的，每个字母都是大写，也许是寄信人懒得转换，信本身是手写的，用的是深蓝色墨水。

“哈利，

这是你被欧洲吞噬的第五个月，也许你在单枪匹马地阻止核战争，这才能解释你为什么没有回信。我很好，谢谢，虽然你没有问。

在上看到了你6月20日发表的社论，关于北约对华约政策的那一篇，如此严肃而强硬，既像你，又不像你。我对自己说，这就是其他人看到的普鲁登斯先生，不同于我的哈利。很遗憾你和期刊苛刻的莱文先生陷入纸上骂战，莱文先生是个真正的战争贩子，你们彬彬有礼的交锋在过去一个月里为我提供了可观的娱乐。

至于我，我尽量在十一点前起床，吃足够维持生命的东西，远离酒精，尽管不一定成功。坐到写字台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