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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床边的地板上，以便在各种古怪的时刻把他吵醒，驱赶到笼罩着波恩的漫长黑夜里。

名义上的房主从未出现过，租金之类的事务经由使馆的一个秘书打点，即使安东怀疑房主事实上并不存在，他也没有和任何人讨论过。楼下的家具都盖着防尘布，当他半夜回来，就着一个低瓦数灯泡的光亮走上楼梯的时候，它们看起来仿佛未完成的石膏雕像，有着模糊的猎食动物的形态。除了厨房，他从不用楼下的房间，只是偶尔把靴子摆到台阶上晾晒。唯一一件西服外套挂在壁橱里，他只有两条领带，灰色，和更深的灰色。当他出现在土耳其大使馆举办的鸡尾酒会时，打的正是深灰色的那一条。那是个暖和得惊人的四月下午，早上下过一场小雨，在随之而来的烈日下早就了无痕迹。冰块迅速融化，把托盘里的甜茶变成寡淡的棕色糖水。花园里安排了一场撞球游戏，旁观者比参与者多出两倍。今天他扮演的是苍蝇的角色，在人群里捡拾闲言碎语。汗水浸湿了衣领，安东解开领带，塞进外套口袋里，走向树荫下的长桌和放在上面的冰水。草坪那边传来击球的沉闷声响，夹杂着不冷不热的掌声。桌边零散地站着些不愿意到太阳下面去受刑的人，围着装果酒的大玻璃罐，像鳄鱼围着即将被晒干的水塘。一个戴眼镜的人正在和土耳其大使的三个女儿谈话，她们叫他“海因斯先生”，不停地发笑，互相推搡。安东盯着那个戴眼镜的人，放下玻璃杯，大步向他走去。

“亚历克斯。”

银行家、图书馆员或间谍脸上全是礼貌的困惑，“抱歉，我不——”

“我们在伯尔尼见过，请原谅，女士们。”他对外交官的女儿们说，抓住亚历克斯的手肘，把他拽向长桌的另一端。围在果酒旁边的几个参赞投来了怀疑的目光，安东松了手，把亚历克斯推到树篱后面。

“‘我们在伯尔尼见过’，”亚历克斯摘下眼镜，皱着眉头打量镜片，又戴回去，“列宁格勒的军校应该先教你们说话，再把枪放到你们手里。你的女儿怎么样了，本杰明？不存在，我猜。”

安东跨过了列宁格勒的陷阱，“你不幸的妻子也一样。”

亚历克斯摊开手，做出“那又如何”的姿态。离开了酒店餐厅的阴影，他看上反而更小了一些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