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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万诺维奇家里去一趟。”他以一种少见的稳重又谦和的语气说，“他近来病得很重。”

噢！是那个住在我隔壁的文官，我没听说他生病的事，不过难怪安娜·普罗菲特夫娜近来心情不好。以他九等文官的资历，本来也不会这么穷困；但据贫民窟中的流言说，他是得罪了人啦，人家存心要让他饭也吃不上才好。

我胡乱答应了两句，随口问道：“什么病呢？”

“这个不清楚。他们也请不起像样的医生，只有上次……”他压低了声音，“上次克罗夫斯基的侄子来看他的舅舅的时候，他是个大学生，顺便给普罗菲特看了诊。说他最多只能再活两个月。”

我没想到有这么严重。而一听到有人要死去，我全身的汗毛好像也都要颤栗起来，仿佛死亡已是一个跟我脸贴着脸的讨债人。

“那是什么时候的事？”

“半个月前。”佩图霍夫答道，然后十分客气地，仿佛看穿了我在想什么——“没什么可救的了。我这次去是想让他尽力把欠租缴一缴。他还有不少欠款呢！有欠亲戚的，但更多是欠银号和股票经纪人的。”他假模假样地叹了口气，体面人的面具已经彻底破碎了，“那些人可是很狠毒的。安娜·普罗菲特夫娜又还没有出阁……”

我对他这种趁人之危的行径很是鄙夷，但明面上，我还是客客气气地说：“噢，那真是不幸。”我突然意识到，说到底，我也没法对我的邻人提供什么像样的帮助！这真叫人伤心！在这种心绪的支配下，我开口问道：“那他们还欠多少房租呢？”

佩图霍夫看着我，眨了眨眼睛。

“五十三个卢布。”

真是笔巨款！可不巧的是，我兜里现在就正躺着六十卢布。这是在亲爱的瓦尔瓦拉·亚历山德罗夫娜同意后，画室预支给我的两个月的薪水！我本来想用他们买一套好一些的铅笔，鹅毛管笔和厚一些的纸张，据说城里还新进了一批来自中国的颜料呢！……可现在，这些都离我远去了，在我愤恨又怜悯的心情中，我的手指镇定异常地从口袋里数出了钱，交到了佩图霍夫手里。

“这是他们的房租！”我不无傲慢地说，但心疼得要命，泪水也还在眼眶里打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