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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特遗书》（一九九七）。两作都以自我告白形式，演绎同志世界的他（她）／我关系。思索色欲形上与形下的消长互动，则自剖情之为物最诱人也凶险的可能。两部作品在辩证情欲和书写的逻辑上有极大不同。叩问书写作为救赎的可能，“我写故我在”的可能。则是不折不扣死亡书简，因为作者以自身的陨灭来完成文字的铭刻。两部作品都有相当自觉的表演性。前者以女作家“变装”为男同志的书写，演绎性别角色的流动性；后者则将书写酝酿成为一桩（真实）死亡事件。

如上所述，郭强生的作品充满表演性，也借这一表演性通向他的伦理关怀。但他在意的不是朱天文式的文学形上剧场，也不是邱妙津式的决绝生命／写作演出。他的对同志伦理的推衍，表现在对推理这一文类的兴趣上。已经可见推理元素的使用。是在里，郭真正将这一文类抽丝剥茧的特征提升成对人物关系、身份认同的隐喻。在同志的世界里，人人都扮演着或是社会认可，或是自己欲想的角色。这是表演甚至扮装的世界，也是一个谍对谍的世界。双方就算是裸裎相见，也难以认清互相的底线。

对郭强生而言，推理的底线不是谁是同志与否，而是爱情的真相。这是着墨最深的地方。如果“爱情”代表的是现代人生“亲密”关系的终极表现，郭强生所刻画的却是一种吊诡。同志圈的爱欲流转，往往以肉体、以青春作为筹码，哪有什么真情可言？同志来往“真相大白”的时刻，不带来爱情的宣示，而是不堪，是放逐，甚至是死亡。但相对地，郭强生也认为正因为这样的爱情如此不可恃，那些铤而走险、死而后已的恋人，不是更见证爱情摧枯拉朽的力量？

摆荡在这两种极端之间，的故事多头并进。结局意义如何，必须由读者自行领会。对郭强生而言，应该标志自己创作经验的盘整。青春的创痛、中年的忧伤成为一层又一层的积淀，如何挖掘剖析，不是易事。早在里，他已经向西方现代同志作家如王尔德（OscarWilde）、普鲁斯特（MarcelProust），以及佛斯特（E.M.Foster）等频频致意，反思他们在书写